人民路天桥底下那个修车摊，前天拆了。
我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地碎砖头。水泥地面磨得发亮，印着几个清晰的轮胎痕迹——是斜斜的八字形，自行车支架留下的。旁边散落着几截内胎皮，黑黑的，边上毛糙，还有几颗生锈的螺丝，半埋在土里。
老韩的摊子在这里摆了二十三年。天桥第二根桥墩下，刚好能挡雨。他的家当简单：一个打气筒，胶皮管裂了，用黑胶布缠着；两个旧脸盆，一个装水试漏，一个装工具；还有个小马扎，帆布面破了，露出底下发黑的棕绳。工具摊在油布上：扳手、钳子、撬胎棒，都磨得光亮。最显眼的是那个补胎用的铁砧，巴掌大，中间凹下去的地方被敲得锃亮。
他修车快。车推过来，他扫一眼，“胎瘪了？”不等回答，已经蹲下去，拇指一压，“后胎。”车放倒，撬胎棒插进去，嘎嘣嘎嘣几声，内胎就扯出来了。打气，按进水盆，一串气泡咕嘟咕嘟冒上来。找准漏眼，锉子打磨，涂胶，贴上补片，用铁锤在铁砧上敲实。整个过程十分钟，收费两块钱。
找他修车的大多是老街坊。骑了十几年的永久、凤凰，车铃不响了，刹车松了，链条长了。他修车时很少说话，只偶尔问一句：“这车有年头了吧？”车主就站在旁边看，像在看医生给老伙计做手术。修好了，他捏捏车闸，转转轮子，“好了。”递回去。收钱时手在围裙上擦擦——围裙是帆布的，补丁摞补丁，浸透了机油和汗水，硬邦邦的。
天桥底下来往人多。上班的，买菜的，接孩子的。他的摊子像个小岛，人流从他两边分开。夏天热，桥墩底下有穿堂风，倒也凉快。冬天冷，他生个小煤炉，上面坐个铝壶，水开了噗噗响，蒸汽在冷空气里白茫茫一片。有人等修车，他就递个小板凳，“坐，等会儿。”壶里的水可以随便喝，茶杯是几个缺了口的玻璃杯，洗得干净。
我认识他是因为一次爆胎。新车，才骑一个月。他补好胎，又多看了一眼，“你这刹车皮磨偏了。”说着就调起来。调完没收钱，“顺手的事。”后来我的车有什么毛病都找他。前轮轴承松了，他拆开，滚珠一颗颗擦干净，抹上新黄油，装回去。车子骑起来，轮子转得又轻又稳。
“现在好车少了。”有一次他边换刹车线边说。说的是实话。天桥底下电动车摩托车越来越多，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都快听不见了。来找他修车的，多是老人，或者学生骑的二手旧车。新车的变速器他不会修，笑着说“那是精细玩意，得去专卖店”。
上个月，天桥要装电梯了。围挡立起来，正好把他那位置圈进去一半。施工队的人说，老师傅你挪挪吧。他就往后挪了两米，贴着围墙。空间小了，车只能斜着放。打桩机咚咚响的时候，整个地面都在震，他补胎用的那盆水，一圈圈涟漪从没停过。
最后一次去是上周三。车后轮有点晃。他检查了下，“辐条松了几根。”他调辐条跟别人不一样，不用调圈台，就凭手感。扳手轻轻拧，耳朵凑近轮子，听钢线的声音。调几下，转一转，再看轮子离地时摆动的影子。调了二十分钟，轮子真就不摆了。我说给你加点钱，他摇头，“该多少是多少。”还是五块。
昨天路过，摊子已经没了。碎砖大概是清理残土时留下的。墙上原来挂工具的地方，还有几个钉子钉过的眼。地上那块油布印子还在，方方正正一块，颜色比周围深，像块胎记。
街对面五金店的小伙计在门口抽烟，看见我张望，搭话说老韩前天晚上收的摊。“东西不多，一辆三轮车就拉走了。”小伙计弹弹烟灰，“说是回老家。儿子在县城开电动车修理铺，让他去看店。”
我问他还回来吗。小伙计笑了，“这地方马上挖开装电梯，回来哪还有位置？”他踩灭烟头，“再说了，现在谁还修自行车？”
我蹲下来，捡起一截内胎皮。橡胶已经老化，轻轻一扯就断了。断口处露出里面的纤维层，一丝丝的。还有颗螺丝，螺纹都快磨平了。我把它们放在手心里，很轻。
天桥上的行人脚步声咚咚响。围挡里传来电钻的声音，尖利得很。阳光从桥缝斜射下来，照在那块油布印子上，边缘已经模糊了。风从桥洞穿过，卷起地上的灰尘，打着旋。
我把那截内胎皮和螺丝放进口袋。站起来时，听见很轻的“叮”一声，是那颗螺丝碰到了钥匙。
路口绿灯亮了。我推着车往前走，轮子转得又轻又稳，是老韩调过的辐条在起作用。过马路时，下意识地捏了捏车闸，刹得很灵，也是他换的刹车皮。
到对面回头，天桥底下已经暗了下来。那根桥墩孤零零立着，水泥表面被各种小广告贴得花花绿绿。最下面有块颜色特别深的三角区，那是多年摆摊，油烟、灰尘、雨水共同浸出来的痕迹。
风又吹过来，这次带了点凉意。我把手插进外套口袋，摸到那截干硬的内胎皮，还有那颗光滑的螺丝。它们安静地躺在布料角落里，像两个小小的、不会说话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