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爱问文中子①、韩退之②。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邱》《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盖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③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常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霸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霸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霸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霸术。”
译文：
徐爱向先生请教王通、韩愈两人的言行。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英雄，王通是大贤的儒者。后人只因为文词的原因，推崇尊敬韩愈，其实韩愈比王通要差多了。”
徐爱向先生请教王通为什么会有仿作经书的过错。
先生说：“仿作经书的是非不能一概而论。你就说后世儒者编著经书的主意，跟仿作经书相比怎么样呢？”
徐爱说：“现在儒者的编著，并不是没有追求名誉的意思，然而也有明道的期望。仿作经书就纯粹是为了名利了。”
先生说：“编著经书进而明道，又是效仿的什么呢？”
徐爱说：“孔子删述六经，从而明道。”
先生说：“既然如此，仿作经书，不就是模仿孔子吗？”
徐爱说：“编著经书就是对其中的经道有所阐释。仿作经书，似乎只是仿照经书的形迹，恐怕对于经道没有什么进益。”
先生说：“你认为明道是为了返璞归真，在实际做事当中表现呢，还是讲求堆砌辞藻，只是传世哗众取宠呢？天下大乱，是从空虚的文论盛行，而实际的行为衰落开始的。如果天下道明，那么也就不必解释六经了。删述六经，是孔子不得已而为之。从伏羲画卦到文王、周公，这之间论述《易经》的著述，像《连山》《归藏》这些，纷纭众多，不计其数，使得《易经》的经道大乱。孔子发现天下爱好虚文的风气逐日盛行，知道这种言论将发展得没有限度，所以推崇文王、周公的论述，认为只有这些才阐发出了《易经》的宗旨。于是纷纭众多的学说都被废弃，天下论述《易经》的言论这才统一了。《尚书》《诗经》《仪礼》《乐经》《春秋》都是这样。《尚书》自从《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之后，《诗经》自从《周南》《召南》之后，像《九邱》《八索》这样，大量淫逸邪荡的诗词，有成百上千篇。《仪礼》《乐经》的名称、实物、仪则、数目，也多到无法数清。孔子对它们都做出了删改正述，然后这些说法才被废除。在《尚书》《诗经》《仪礼》《乐经》本文中，孔子何曾增加一言半语？现在《礼记》的解说，都是后来儒者的附会之语，已不是孔子的本意了。至于《春秋》，虽然号称是孔子之作，其实都是鲁国史书的旧文。所谓‘笔’，就是照抄旧文，所谓‘削’，就是删去繁复，这样是有减无增的。孔子传述六经，担忧繁复的文辞祸乱天下，想要精简而无法做到。他要求人们务必忽略六经的表面文句，而应当追求其中实际的意义，这并不是要用文句辞藻来教化天下。《春秋》之后，繁复的文辞越来越盛行，天下越来越混乱。秦始皇焚书而开罪天下，是出于他的私意，又更不应该焚毁六经。如果当时他志在明道，把那些所有反经叛理的学说，全部焚烧，也正暗中与删述的本意相合。自秦汉以后，繁复的文辞又越来越兴盛，要想彻底抛弃废止，完全不可能了。只应当效仿孔子的做法，收录并表彰那些与经道最接近的，那么其他各种荒诞悖论的学说，也就应当会渐渐自行消失。虽然不知道王通当时仿作经书的本意是什么，但我对于这件事深切同意。我认为圣人即便重生，也无法改变这种看法。天下之所以混乱不治，就是因为表面的繁复的文辞兴盛，而践行实事衰落。人们各自坚持自己的看法，以新奇观点相互争斗，以花哨俗丽博取虚誉。这样只会混乱天下人的聪智，蒙蔽天下人的耳目，使得天下人颓靡地争相修饰表面文辞，借以闻名于世，而不再知道还有敦于本分、崇尚实践、返璞归真的行为。这些都是自己著述经书的人启发的。”
徐爱说：“著述也有不能缺少的。比如《春秋》这本书，如果没有《左传》，恐怕也很难看懂。”
先生说：“《春秋》必须要等到《左传》出现才能看懂，那就是歇后谜语了。圣人何苦写这些艰深隐晦的辞章？《左传》大多是鲁国史书的旧文，如果《春秋》需要它才能看懂，孔子何必要删削它？”
徐爱说：“伊川先生也说过，‘《左传》是案件，《六经》是判断’。比如，《春秋》记载杀死了某位君王，征伐了某个国家，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过程，恐怕也难以判断正误。”
先生说：“伊川先生这话，恐怕也是沿袭往世儒者的学说，而没有明白圣人作经的本意。如果记载了杀死君王的事，那么杀死君王就是罪过，何必要去追究杀死君王的详细过程呢？征伐的命令应当由天子下达，记载了讨伐别国的事，那么讨伐别国就是罪过，何必要去追究讨伐别国的详细过程呢？圣人著述六经，只是要端正人心，只是要存养天理、除去私欲。孔子对于存养天理、除去私欲的事，经常传论，有时根据人们的提问，依他们的分量作答，也不肯多说，惟恐人一心在言语上钻研，所以说‘我并不想多谈’。如果是一切纵容私欲、吞灭天理的事，又怎能详细给人解说呢？这就成了长乱导奸了。因此孟子说，‘孔子门下，没有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因此后世也就没有流传’。这就是孔门的家法。世间儒者只讲求称霸者的学问，所以要知道许多阴谋诡计，这纯粹是一片功利的私心，与圣人著经的本意正相反，怎么能思量明白呢？”
因此先生感叹地说：“如果不是通达天德的人，与他讨论这个很难啊。”
先生又说：“孔子说：‘我还见过史书存疑疏漏的地方。’孟子说：‘完全相信书，就不如没有书。《武成》这一篇书我认为就只有两三页可取罢了。’孔子删述经书，即便是在唐虞夏的四五百年间，也不过留下几篇。删述停在了这个地步，难道就再没有值得称道的事吗？圣人的本意可以了解了。圣人只是删去繁复的文饰，后来儒者却还要添上。”
徐爱说：“圣人著经，只是要去除私欲，留存天理。例如春秋五霸以下的事，圣人并不打算详细地告知世人，确实如此。但至于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都被省略，无法得见？”
先生说：“伏羲、黄帝的时代，事迹已经遥远，流传后世的也很少，这也能想象得到。当时都是淳朴素淡的景象，重视辞藻的气象一毫也没有。这就是太古的治世，不是后世能比得上的。”
徐爱说：“像《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孔子删除了它？”
先生说：“纵使有流传下来的，对于现在世道的变化也渐渐不再相宜了。风气日渐开放，雕饰日渐流行，到了周朝末期，即使想要以夏商时的风俗改革风气，也已经无可挽回，何况唐虞时，又何况伏羲、黄帝的时候呢？然而统治不同，遵循的道却是相同的。孔子遵循尧帝、舜帝，效法文王、武王。文王、武王的治世之法，就是尧帝、舜帝的治世之道。但是他们根据不同时期情况治世，那些推行的政令制度，已经各自不同。即使是夏商的政策在周代推行，已经并不合适。因此周公思考三王的治策，兼收并蓄，发现不合时宜的地方，就反复思考，夜以继日。更何况远古的治世方法，怎么能再次施行呢？这正是圣人删略前事的原因。”
先生又说：“一心施行无为而治，不能像三王那样根据时代实情来治世，而一定要推行上古的政俗，这是佛教、老子的学论。根据时代实情治世，不能像三王那样以道为根本，而是根据功利之心来推行，这是春秋五霸以后的治世。后世的很多儒者反复论述，都只讲得一个霸术而已。”
注释：
①文中子：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又称文中子，隋朝时期教育家、思想家。王通从小受家学熏陶，精习《五经》，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把他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王通的六部著作：《续书》《续诗》《元经》《礼经》《乐论》《赞易》，在唐代就全部失传了。只留下他的弟子姚义、薛收编辑的《文中子说》。《中说》系王通和门人的问答笔记；体仿《论语》敷衍成书，由王氏家人定为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10篇行世。此书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为后世所重视。在哲学上此书提出以气、形、识分别作为天、地、人的特点，含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流传版本有《子书百家》本、《明世德堂》本。宋代阮逸作《文中子中说注》，有《四部丛刊》本和《续古逸丛书》本。
②韩退之：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汉族，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③伊川先生：程颐（1033年--1107年），字正叔，世居中山，世称伊川先生，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哲学家。为程颢之胞弟。程颐与其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世称“二程”。他的学说以“穷理”为主，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目的在于“去人欲，存天理”，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宣扬“气禀”说。著作有《周易程氏传》《遗书》《易传》《经说》，被后人辑录为《程颐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