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鲁成公在位后期（前581-前573）军事行动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晋、楚开始围绕郑国这个要点开展剧烈的拉锯战，同时还需要兼顾西面的秦国和东面的宋国。此一争夺模式从此持续了近二十年之久，也即消磨了整整一代人。所以鲁国这一时期的军事负担异常沉重，加上内部发生“叔孙侨如之乱”，导致鲁成公的余生都在各种忧患和鞍马劳顿之中度过。
鲁成公十年（前581）伐郑之役
上一年郑成公在晋被扣留，郑人却故意伐许以示晋不急。于是晋一方面释放了楚俘郧公钟仪以求好，并派籴茷使楚观察其意图；另一方面发动诸侯讨伐不服的郑国：
……五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春秋.成公十年）
……晋侯有疾。五月，晋立大子州蒲以为君，而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钟，子然盟于修泽，子驷为质。辛巳，郑伯归……（左传.成公十年）
如《经》、《传》记载，晋人不顾景公病重，以太子州蒲为君帅齐、鲁、宋、卫、曹等诸侯联合伐郑，由于楚师上一年末长途奔袭莒国消耗很大，且正在与晋国互派使臣修好，所以没有出兵救郑。郑诸卿被迫向诸侯屈服，并付出了一定代价后换回郑成公。
由于上一年（前582）鲁国紧急“筑中城”不涉及出征，且由于工程量大当对“国人”普遍进行动员，所以可以说是相当于同时动员了右、左两军。那么成公十年动员当重新从右军开始，也即由季孙行父、仲孙蔑共同奉君出征伐郑。
此役之后一方面楚、晋各自派出大宰公子辰与行人籴茷实现了互访，另一方面基于宋右师华元的努力奔走，终于成公十二年（前579）在宋实现了第一次“弥兵”。可见此时双方仍表现得相当理性，且对持续的争霸战前景感到渺茫，所以及时止损。
鲁成公十三年（前578）“麻隧之役”
晋国通过军事、利益和外交等综合手段陆续稳定了齐、宋、楚、郑的方面之后，所有压力几乎瞬时转移到西面唯一尚未屈服的对手——秦国上来。尽管晋国发布了著名的外交宣言《吕相绝秦》并流传于后世，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些说法很有可能不过是一些借口，而对秦所指责的具体内容也不过是那个时代外交领域里面的惯常做法。真正目的在于抓紧机会扫清潜在对手，以便当楚国注意力重新转向北方时候给予其迎头一击。
由于距离晋国本土很近，所以晋师全军出动：
……晋栾书将中军，荀庚佐之。士燮将上军，郤锜佐之。韩厥将下军，荀罃佐之。赵旃将新军，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栾鍼为右。孟献子曰：“晋帅乘和，师必有大功。”……（左传.成公十三年）
仲孙蔑所谓“晋帅乘和”大概有这么两层意思：
首先如上表，这个军行的安排体现了一个什么原则？须知栾氏出自“靖族”，也即自西周起都城在翼的晋侯大宗之后，代表着旧公族的势力；韩、郤分别来自取代翼系的曲沃系新公族中的“桓族”和“武族”；其他范氏、赵氏、中行氏和知氏代表着由于军功或姻亲关系而兴起的各类异姓乃至异族势力。
再回忆一下晋文公“城濮之战”（前632）前构建的“被庐体系”中，曾经存在过类似的权益分布：
如表，唯一的区别在于，代表“曲沃系”的郤氏、代表“翼城系”的栾氏和代表外来族群的狐氏各居三分之一。再回到“麻隧之战”中，军行进行了如下微调：“翼城系”的栾氏占据最重要位置，但是只有一个卿位；“曲沃系”一共拥有三卿但是只有一位性格相对温和的上军将士燮，相对强势的郤氏虽有两人却不能掌控任何一军；而后来居上的外族拥有四席，且分布于全部四军；外族中的赵氏小宗仍然代替衰落的大宗存在，以维系赵盾时代既有的利益关系。所以这八位军行的布局显示出晋国高层极为高明的政治手腕，将矛盾重重的多个氏族利益尽量调和。
相比之下鲁国的政治格局虽然简单一些，但是仍然需要动一番脑筋。此时穆姜、叔孙侨如一派日益抬头，有与季、孟一争高下的企图。
首先如果出兵助战伐秦，则只能派出一军且不超过三百乘兵力，主要因为战场距离后方太远，后勤上面不能支撑太大规模的部队。其次按照两军轮换的规律，应该派出叔孙侨如领衔的左军出战，但是此恐怕引起穆姜一派获得巨大政治声望，导致压过季、孟一派的风头。因此必须同时安排右军的将领随同，同时又不能倾巢而出，否则后方可能随时发动变乱导致政权易手。
最后季孙行父的解决方案是自己和左军佐公孙婴齐留守看家，同时安排鲁成公专门朝觐周天子，以此为由安排主持外交的大司马仲孙蔑作为相礼和主将随军，成为卿序高过叔孙侨如的统帅。叔孙一派见局面不利，因此才搞出一个“请先使”的把戏希望夺回风头，结果周室洞悉其奸，导致侨如弄巧成拙、自取其辱。
麻隧之战的过程波澜不惊，占据绝对优势的诸侯联军取得全胜。虽然未能迫使秦国缔结盟约，但给秦国以极大打击，秦桓公也在次年（前577）于失落中去世。自此在排除了机会所有方向的潜在威胁后，晋国终于掉过头来开始和楚国做决战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