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随着“鞌之战”的落幕，诸侯开始采取一系列军事和外交行动以消化获得的既得利益，并且化解因此而形成的一系列负面后果。
鲁成公三年（前588）的伐郑之役与围棘之役
由于在上一年“鞌之战”（前589）中已经全力出战，且当年末楚令尹子重率领重兵发起“阳桥之役”远远超过鲁国的承受范围，因此鲁国没有冒险出兵迎敌，而是以代价有限的条件与楚国缔结和约，并参与了向其屈服的“蜀之盟”。
这次会盟过程中早已倒向晋国的宋、鲁、卫皆高规格参与，不过盟主晋国似乎对此不以为意，因为首先其自身就因“畏其众也”而避楚之兵锋拒绝迎战，且与会诸侯也并没有履行该盟约的诚意，所以被称作“匮盟”。
到了成公三年开春，利用楚师已经返回且疲惫不能救援的机会，晋国立即组织诸侯伐郑，目的是“讨邲之役也”：
……王正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春秋.成公三年）
参战诸侯除了晋、曹以外都是不久前“蜀之盟”的与会国，此次为了解除盟主的疑虑所以参与伐郑。当然这种参与也谈不上有多积极，而是说诸侯之间都有一种默契，楚强则从楚，晋强则从晋。这种漫不经心的行动很快招致失败：
……遂东侵郑。郑公子偃帅师御之，使东鄙覆诸鄤，败诸丘舆。皇戌如楚献捷……（左传.成公三年）
也即郑人对诸侯懈怠、轻慢的态度洞若观火，所以采取伏击的方式将联军击败，当然这种袭击能够造成的损失也极为有限。尽管如此，郑国仍然小题大做，煞有介事地派出皇戌前往楚国“献捷”，以彰显郑国对于楚国的拥护态度。
由于该役规模总体十分有限，鲁国相应地为之动员的水平也相当有限。不过为了表示重视，鲁成公亲自参与行动，由季孙行父和臧孙许帅领右军参战。战后又顺路前往晋国朝觐，以“拜汶阳之田”。当然由于鲁成公这是不过是个虚岁四岁左右的孩子，主要的答谢工作当然由执政的季孙和主持外交的大司马臧孙完成。
随后在当年秋天，由于占据“汶阳之田”的齐人认为“蜀之盟”中鲁国应已经向楚、齐屈服，故拒绝交出部分城邑，所以鲁国动员了上半年没有参与春季伐郑之役的左军，由负责对齐外交的叔孙侨如率领攻打这些地方：
……秋，叔孙侨如围棘。取汶阳之田，棘不服，故围之……（左传.成公三年）
由于此前鲁国曾经专门向晋国关说要求落实“汶阳之田”的割让，此后不久齐顷公也被迫入朝晋侯，所以预计“棘之围”在晋国的外交干预之下以和平方式向鲁国实现交割，所以说“围棘”而非“克棘”。
这一年鲁国的两次动员虽然面临的压力不大，但过程并不顺利似乎预示着晋国的“复霸”即便在“鞌之战”后仍不稳固。齐、秦、郑等国介于晋、楚两国之间的摇摆立场仍然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最终必须通过武力手段彻底予以解决。
鲁成公六年（前585）取鄟之役与伐宋之役
由于在成公三年（前588）齐侯亲自朝晋表示屈服，不久在成公五年（前586）郑国由于与许国争执不利而倒向晋国，中原争霸的天平开始向晋倾斜，此为“鞌之战”胜果不断发酵的结果。另一方面，楚国由于在前595-前594围宋之役后曾签订“城下之盟”，且宋国也是“蜀之盟”的缔约方，因此在郑国投靠许国后楚主动放归代替右师华元为质的宋文公子围龟（子灵），以求稳住宋国这个支点。
为了巩固好不容易取得的优势，晋国于成公五年（前586）末召开“虫牢之会”，以“公示”郑国的降服。会后晋国基于不明原因要求“复会”，宋国怕触怒楚国而以“子灵之难”为由拒绝参加。于是晋国在成公六年动员诸侯轮番讨伐宋国，以敲打这个松动的盟友。
不过鲁国在自“虫牢之盟”返回后不久即利用机会吞并了一个东南方向的淮夷小邦——鄟国：
……二月……取鄟，言易也……（左传.成公六年）
如下图，结合之前文公十二年（前615）城诸及郓（蓝圈内）、宣公四年（前605）取向（绿圈内）、宣公九年（前600）灭根牟（紫圈内）来看，成公六年取鄟（橘圈内）为上述行动后继续在东南方向扩张领土：
此次行动避免与齐、邾、莒直接发生冲突，从一个相对冷门的方向绕过了与鲁亲近的鄫而直接深入扩张至沂、沭流域，预计动用了右军参战，并由季孙行父直接率领，出发基地恰恰就是季孙的封邑费。
而当年（前585）夏天大司寇公孙婴齐赶到晋国接受了出兵伐宋的命令，于是到了秋天由大司马仲孙蔑与叔孙侨如联袂领兵：
……六月……子叔声伯如晋。命伐宋。秋，孟献子、叔孙宣伯侵宋，晋命也……（左传.成公六年）
来自右、左两军将领同时出征并非意味着两军齐出，因为那样过于小题大做了。考虑到秋收期间动员大量兵员不易，因此该次侵宋估计动用的仅是轮换作战的左军，本应由叔孙宣伯等率领即可。不过一方面考虑到此为晋国专门授意安排的军事行动，且上一年末仲孙蔑当为“虫牢之盟”的参与人之一；另一方面考虑到子叔声伯刚刚奔波于晋、鲁之间忙了一个夏天，所以并没有按照“军行”由叔孙侨如和公孙婴齐率领，而是以司马仲孙蔑为实际上的统帅。此类将领与军行不符的现象即我们前文曾经提到过的“司马领兵”模式，即由鲁国的军事主官作为统帅指挥，配以其平时不参与统帅的另一军参战。这种现象之前比较鲜见，但是鲁成公年间起由于战争负担日益加重，从此将、佐与“军行”的错配现象屡见不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