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译文
待制许元，出仕时担任发运判官。
当时的发运判官最头疼的事就是官方造船厂虚报钉鞠骗取费用。因为这些钉鞠都是用在船体内部，没办法称量，所以才有了这个漏洞。
许元刚到船厂，就拉出来一搜刚造出来的新船，然后放火烧了。船烧光以后，再把钉鞠全部取出来称量。结果发现真正使用的钉鞠只有上报的十分之一，于是就将钉鞠使用的量规范化。故事出自魏泰东轩笔录。
按：许元并没有追究虚报的罪，他只是为了给钉鞠的用量制定标准，这没什么好说的。不过，这似乎和刘晏的做法有些不同。
尚书苏轼曾静记载过：刘晏在担任江淮发运使的时候，在扬州修建了造船厂，专门建造能运输一千石粮食的船只。刘晏给的成本是每艘船一千贯钱，但是造船的实际成本还不到五百贯。
有人就笑话他花的太多。刘晏说：“干大事不要纠结这些小事。我们现在做的不仅需要考虑眼前，还要考虑以后。船厂的厂长不会是同一个水平，只要有人能在船厂里挣到钱，他们就不愁吃喝。船厂出来的船质量也能够保证。”
当时的船厂养活了很多人，船厂五十年都能够正常运转。
等到咸通末年，有一个叫吴尧卿的，开始控制没搜船的成本，然后按照造船成本给付费用。导致商人根本就赚不到钱，船厂就没什么好生意了，漕运也荒废了。
刘晏说“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实在是至理名言。故事出自苏轼的奏疏。
许元用这个方法厘定成本，不是和吴尧卿的做法么？不过万幸的是许元没有引起什么严重的后果，虽然他的方法被那些俗人夸赞，但是却被君子所鄙视，不能作为后世优秀案例。
02
原文
许元待制，初为发运判官，患官舟多虚破钉鞠之数，盖以陷于木中，不可秤盘，故得为奸。
元首至船场，命曳新造舟，纵火焚之，火过，取其钉鞠秤之，比所破才十分之一，自是立为定额。见魏泰东轩笔录。
按：元不治虚破之罪，而但立为定额，可也。然亦异乎刘晏矣。苏轼尚书说：晏为江淮发运使时，于扬州造船，每只载米一千石，破钱一千贯，而实费不及五百贯，或讥其枉费。
晏曰：“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创制，须谋经久。船场执事者非一，有余剩衣食可以养活众人，则私用不窘，而官物牢固。”由是船场人皆富赡，五十余年馈运不阙。
至咸通末，有吴尧卿者，始勘验每船合用物料实数，估给其直，无复宽剩，而船场自此破坏，馈运自此阙绝。晏言“大国不可以小道理”，良可信也。见东坡奏议。
元定钉鞠额，无乃类吴尧卿乎？虽幸而不至败事，然其严明乃俗士所夸，君子所鄙，不可为后世法也。
03
补
许元：北宋官员，宋仁宗时期拼爹出仕。
刘晏：李唐宰相，封彭城县开国伯。被唐代宗李豫称为“酂侯（萧何）”。知名神童，七岁就被张说称为国瑞，封为正字。在他的努力之下，李唐朝廷经济得到了长足的恢复，被称为“官用足而民不困”。
咸通：唐懿宗李漼使用的年号。这个时候距刘晏大概有一百年了。
04
感
刘晏造船的故事，智囊也收录了，在“095刘晏•干大事不惜小利”，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搜索历史消息。
不过，我认为郑克后面认为许元斤斤计较不太对。窃以为许元和刘晏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
许元造船的机制理念和刘晏就不一样。许元这边造船是报销制的，刘晏那边造船是委任制的。就是说许元那边的机制就是刘晏五十年以后的机制了。
直白点就是许元那边是实报实销，而刘晏那边是一锤子买卖。就是许元控制成本就自己的分内工作。至于造船厂干得下去干不下去，和他又什么关系。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只要想办法，总归是由办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