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围墙外的修鞋摊，上个月不见了。
摊子原在南墙根底下，紧挨着自行车棚。三块水泥砖垒成凳脚，架着块磨得发亮的木板，就是工作台。工具都摆在明面上：手摇补鞋机，黑铁砧子，几把大小不一的锤子，还有装着小钉子、橡胶块的铁皮盒。台子底下塞着待修的鞋，装在红色塑料盆里，堆得冒了尖。
摊主是个姓吴的老太太，没人知道她全名。她总是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腰挺得很直，围裙洗得发白，膝盖上铺着一块厚帆布。有人递鞋过来，她接住，翻来覆去看几眼，用粉笔在需要修补的地方画个叉。“明天来取。”她说。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
我第一次去是五年前。皮鞋开胶了，走起来啪嗒啪嗒响。同事说医院门口有个修鞋的，便宜。找到时，她正在补一只儿童运动鞋，粉色的，鞋头磨破了。她剪了块同色的皮子，比着缺口形状修剪，涂胶，贴上，用锤子轻轻敲打边缘。动作不快，但每个步骤都到位。补完，她把鞋举起来对着光看，补丁几乎看不出来。
“三块。”她说。我递钱，她接过去，放进围裙口袋，没看。继续拿起下一只鞋——一只男式皮鞋，后跟磨偏了。她从铁盒里找出合适的橡胶跟，比对，削切，钉上去。锤子敲钉子的声音很脆，当当当，三下，不多不少。
后来我常去。运动鞋侧边开线，高跟鞋的跟掉了，皮靴需要上油。她修的鞋什么款式都有：老人的布鞋，学生的球鞋，护士的软底鞋，甚至还有演出用的舞蹈鞋。每双鞋带着主人的痕迹：前掌内侧磨薄的，是外八字；后跟外侧磨损厉害的，走路姿势可能不太对；鞋带孔豁口的，说明主人总是急急忙忙。
她话少。修鞋时，眼睛只盯着手里的活。偶尔有老人坐在旁边等，和她聊天，说儿女，说菜价，她听着，嗯嗯应两声，手不停。医院门口人来人往，救护车的鸣笛声，家属的哭声，药房的叫号声，她都像没听见。只有补鞋机转动时的吱呀声，锤子的敲击声，剪刀裁皮子的咔擦声，是真实属于她这片角落的。
墙根长着野草，春天开小黄花，秋天枯成一片。她的摊子晴天在，雨天也在。下雨时，她撑起一把大黑伞，伞骨锈了，伞面补过几块补丁。雨水顺着伞沿滴下来，在她脚边汇成一小滩。她照常修鞋，只是把工具往台子中间挪挪。
有次我去取鞋，看见她膝盖上放着双女式短靴，麂皮的，很新。她没在修，只是拿着鞋刷，一遍遍刷鞋面的灰。刷得很慢，很轻。我咳嗽一声，她抬起头，眼神有点空。我把取鞋的单子递过去，她看看，从台子底下找出我的鞋。“好了。”她说。那天我发现她右手缺了根小指，断处很齐，是旧伤。
医院扩建的消息传了半年。围挡终于立起来时，把自行车棚和一半人行道都圈进去了。她的摊子往里挪了两米，紧贴着围墙。空间更小了，待修的鞋只能堆在脚边。推土机作业时，整面墙都在抖，灰尘扬起来，落在她的工具上，鞋面上。她拿块布盖上，等动静停了，掀开布，继续干活。
最后一次去是九月底。我要补双登山鞋，鞋底脱胶。她看了看，说今天修不了，活多。“明天吧。”她说。我说明天要出差，一周后才回来。她想了想，“那你放着，修好了我给你收着。”我留下鞋，预付了钱。
出差回来是十月中旬。去医院办事，顺便取鞋。走到墙根下，愣住了。
水泥砖还在，木板也在，但都是空的。工具不见了，待修的鞋不见了，那个红色塑料盆也不见了。地上很干净，连碎皮子和橡胶屑都没有扫。只有木板上用粉笔写了个“吴”字，字迹潦草，快被雨水冲掉了。
旁边看自行车的大爷说，上周拆的。“城管来了两趟，第一次劝，第二次直接收东西。”他划着火柴点烟，“老太太没吵没闹，就坐着。后来自己把东西收拾了，分两趟用小车推走的。”他吐口烟，“说是回乡下儿子家了。谁知道呢。”
我站在空摊子前。阳光很好，照在水泥砖上，白花花的。墙那边，新大楼已经起了三层，塔吊的手臂缓缓转动。施工噪音很大，但我耳边却好像还能听见补鞋机吱呀吱呀的声音，一下，一下，慢悠悠的。
登山鞋没取回来。其实也不是多贵的鞋，穿了好几年，早就该换了。但想起她说“修好了我给你收着”时的语气，很平常，就像说明天会下雨一样自然。现在鞋在哪呢？是跟着她的家当一起被推走了，还是被当作无主之物扔掉了？我不知道。
离开时，我踢到个小东西。低头看，是个橡胶鞋跟，半新的，上面还钉着两颗小钉子。我捡起来，握在手心。橡胶已经硬了，边缘有点扎手。钉子头亮晶晶的，在太阳下反着光。
走出很远，回头看了一眼。那片墙根空荡荡的，只有杂草在风里轻轻摇晃。新大楼的阴影正慢慢爬过来，一点一点，吞掉阳光照亮的地面。
我把橡胶鞋跟放进裤兜。走路时，它轻轻磕着大腿，硬硬的，存在感很强。像某个微小而固执的节拍，在所有的施工噪音、车流声、人声之上，轻轻地，敲着自己的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