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的行为准则就是随大流，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就意味着，实际上我把自己的自由拱手放弃了，我不自由的，当我随大流了，我跟都没有错。
所以，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考验，因为人生刚刚开始，一生会碰到很多很棘手的选择，不一定是说是杀人放火，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人大大小小的还是有很多问题，棘手的面对，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
在这种事情的时候怎么做，那一个人的品格就显示出来了。
但是，康德的结论也有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我讲过的过于形式化，因为他一再强调的这些只是一些形式原则。这些形式原则告诉我们的是非常抽象的，非常一般化的原则，就是每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来行动，而行动的方式至少不能构成一个普遍的合理的，要求所有人的法则都形成了非常抽象原则。
我们行动不能够跟普遍的道德法则相冲突。但是，话从道理上来讲，我们人不管做什么事，因为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做了，同样孝敬父母，也有不同的孝敬方式，孔孟就高级在地方，道是有了孝道里的，可是孝道的表象永远是没有一定的，为什么？
因为可能你的父母出生大富大贵之家，你对他们的孝道和别的就不一样，别的父母可能年轻的时候，含辛茹苦把你带大，你时候，对你这样的父母的孝道，跟前一种儿女对父母的孝道非常不一样，还有一个父母身体倍棒，你孝敬父母的方式，跟一个多愁多病生的父母，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中国人道是有的，我特别反感了现在的中哲，就是把道理解为众口一词的规则，所有中国古代的人，都说“道”是千变万化的，一本万殊不是现象万殊，是本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定义。
这黄宗羲在民主学案的秩序里面，就一开始就讲的很清楚，从周易开始就讲道就是一个神妙莫测的东西，不折不机，而我们现在讲规则，什么叫规则，什么叫规律？
规律就是永远在规则的方式不断地重复，这叫规律。
所以，当你用规律去反映中国哲学，现在中国哲学根本不叫中国哲学，怎么穿着长毛的，我不知道他什么人，外国人也不是。他怪不得现在有人用胡来说孟子，说王阳明的，他的现代性的头脑怎么来讲。
当然可以讲，你看看我们怎么做人，每一个做人的方式都是具体的，因为你面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里面，中哲其实是另外的一个宝库，我们现在讲德国古典哲学，问题是，可是我们的人的任何的道德性都是具体。有什么办法可以告诉我，在具体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
比方孟子讲的男女授受不清，但是，“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时候，道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道德如果不能够具体实施，黑格尔这一点也没有错，我们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一般的原则来，问题在有的时候你恰恰做的是最不道德的事情。
维特根斯坦就给康德提了这样的一个难题。假定我们康德活到1933年以后纳粹上台了，假定他楼上住犹太人，党卫军来敲门了，说康德教授你楼上的犹太人跑到哪去了？
因为康德讲的绝对命令，有一条任何情况下不能说假话，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康德说还是不说，根据他对康德的正确的理解，肯定说。我作为一个正派的能力，我这时当然应该是绝对命令他对我约束，在任何情况下我不应该说假话，我跟楼上的犹太人躲到哪去，我要告诉他躲在整个山洞里面，或者躲到后后山的树林里面去，你们去找在那个地方，至于他们去找，找到以后把他杀掉，是他们违反了绝对命令，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他说这样的逻辑结果，我们能接受吗？这能够叫做道德吗？
其实他没有污蔑康德。因为就在康德同时代，法国有个大思想家看到康德的第二道德产生以后，就产生了疑问。
所以，古代人的自由，维特根斯坦说假定你看到他，说没有犹太人，他说在马路上你看到有一个无辜者被黑老大追杀，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有两条黑格尔在追，不知道他朝哪个方向跑更好，你看到刚才那个人朝哪跑了？
我当然要讲，康德的一个逻辑就是这样的，他说，因为我讲不讲真话，对我来说是100%。讲真话意味着我是自由的，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讲假话，意味着我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我被外在的东西所总支配，对我来说，讲真话是100%是绝对。假话是相对的，我为了他救一个人，我放弃了我的原则，这是一个相对理性的做法。
然后，他说话又说回来，我就讲真话，他有无数的结果，他可能没追到，按照方向去追，第二，前边跑的人又拐进另外一条小胡同了，我讲的还是我指的那个方向，他还是找不到，第三，抓到以后也不至于把他怎么样，可能狗不爱吃。
不要笑伟大的哲学家也有论证非常软弱和可笑的地方，这就是一例。为什么？
这里面的软弱和无力，就暴露出这理论本身有问题，经不起考验，儒家就厉害在地方，儒家对于什么诚实的谎言，还有讲的以杀自杀又有太多的考虑。儒家最经常讨论的这两个难局。“舜不告而娶”，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违背中国人的绝对命令的，因为我们现在当然认为绝对命令很荒谬，娶媳妇一定要父母同意，一定要报备，要报禀父母点头你才能够娶媳妇。
根据传说尧选了舜，作为自己的将来的接班人，第一个考验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为什么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算是对顺的一个考验？
当然可能是要结过婚的人才知道，完全是按照由内及外，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进行。第二个考验，当时有八大人特别难听，让这八大恶人跟他住在一起，看看你能不能把这八个稀奇古怪的人都搞定，不要小看这一点，跟政治有关，有的人会说你要选择雷锋，还是选择政治家。
当然选政治家，这是我们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为什么这是一个考验，千百年来没有人讨论过问题，但问题值得讨论，为什么尧会这样，然后，这两关过了尧才说你从街道干部基层居委会主任开始干起，从最低层的公务员干起，干了20年，这样尧才放心了，为什么？
因为我要托给他的担子，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的命运，我把老百姓交给他，大概不会出问题了。但是，尧因为知道舜的爸爸是很混的，他妈妈也很混的，如果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父母，事情他们不可能同意的，你现在娶了皇帝的女儿了，你想干什么？
我们现在要把你整死，所以，“不告而娶”，在中国看来这是大不孝，就不说绝对命令是大不孝，是一个没道德的人，还有一个“武王不葬而兴师”，有一句话叫做入土为安，你二老归天，第一件事情你先把他给葬了，他倒好，他爸爸死了，第二天开始就去打商朝了，去调民伐罪去了，把老爹的尸体扔在那里，大不孝。
所以，古代一直讨论这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舜和武都是中国人，孔子称他们是圣人，是圣人的典范，这圣人你怎么都干了大不孝的事情，这件事情怎么办？
所以，中国的道德哲学，与黑格尔很像，黑格尔认为最起码的道德，不能够是一种原则，道德必须是一种实践，是要表现在我们人的具体实践当中，康德把道德哲学算作是实践哲学是没有错，但是，他没有想过在不同的情况下，他的表现会很不一样，维特根斯坦的问题，楼上的犹太人躲在哪里。
黑格尔可能会说你是同谋，因为你也把他给命害了，你如果讲假话的时候，他不至于抓到你，责任是跑不过去的，用你那个两分法，我讲真话体现了我作为一个正派人的一个先验自由，他们混蛋跟我没有关系，能这样讲吗？
不能这样讲，我们现在说的，不是用的哲学语言，是用的日常语言讲的。黑格尔有另外一套来支持他，黑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家来要和另外一个大哲学家对话的时候，他有他的一套。
他是一套哲学上的论证，我们以后再说，在地方，康德的形式主义有人说好，也有人不断的提出这是有问题的，而且如果一旦付诸实施，会变得很荒谬。所以，道德原则，因为康德的考虑是什么？
康德有他的考虑，人没有办法，强调他的形式性，实际上就要强调他的无一例外性，就像三角形的公理一样的，跟着具体三角形没关系，强调的是他的普遍约束性，强调他的绝对性，他有他不得已。
可是人就难了，注意到这一面，把另一面给忘了，绝对倒是强调了，可是黑格尔说，没有抽象的绝对只有具体的绝对，你抽象的绝对他就是荒谬的，那就像黑格尔讲具体的无限和坏的无限，你这样过分的把所有的内容都抽掉，在黑格尔看来也是一种坏的无限，黑格尔高明就高明在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