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译文

高防最初跟着周世宗混，在主管蔡州的时候，下辖百姓王某被抢劫。官府一共抓到五个嫌疑人，据说是认证物证具在，马上就要判死刑了。

高防怀疑这里有被冤枉的，就将赃物取出来检查，召唤苦主问道：“你丢失的衣服就是这一件么？”

“就是这件。”

高防就找人来测量苦主的尺寸，发现苦主的身量和衣服对不上号。

这时候死囚们才开始喊冤。高防问道：“为啥就这么认罪了？”

“实在是扛不住刑罚，还不如脖子上来一刀痛快。”

过了几天，终于抓获了真凶，这五个人终于被无罪释放。

高防在本朝官职尚书左丞，这个故事就出自他的传记。

按：高防复查案件用的方法，和许宗裔检查证据的方法是一样样的。

原本应该是证据的衣服并不是真正的证据，然而，如果这件衣服和苦主的身量都一样又该如何呢？所以只要有不合情理的一点，就算有证据而且证据都非常契合案件，也不宜就武断的做出判决。

雍熙年间，邵晔在蓬州当参军。蓬州的知州杨全经常率性而为不听劝诫。

蓬州有十三人被诬陷为劫匪，按照法律应该全部处死。

邵晔调查发现他们都是被冤枉的，就请杨全复查案件。杨全不为所动，直接先拉出两个人行刑，剩下的都关押起来。

第二天，终于抓住了真凶。

杨全因为这个案子被革职称为平头百姓。邵晔被赏赐绯鱼，提拔为光禄寺丞。这个故事出自邵晔的传记。

景德年间，梁颢代理开封府尹的时候，开封县尉张易抓到八个盗匪。最后将这八个人判了流放。

结案以后，终于抓获了真凶。

御史台知道了这件事，就弹劾相关工作人员，导致工作人员全部被追责贬职。

这就是只看证据，不管情理，快速判决导致的。因为证据可能不是真实的，只有按照情理推导，才不至于行程冤狱。判案人员一定要好好参考这些案例，一定要谨慎小心。

02

原文

高防，初事周世宗。知蔡州时，部民王为贼所劫，捕得五人，系狱穷治，赃状已具，将加极典。

防疑其枉，取赃阅之，召问：“所失衫是一端布否？”

曰：“然。”

防令校其幅尺，广狭不同，疏密有异，囚乃称冤。问：“何故服罪？”

曰：“不任捶楚，求速死耳。”

居数日，获其本贼，而五人得释。

防后事本朝，终于尚书左丞。见本传。

按：防校布事，与许宗裔验赃术同。然所获衫本非真赃，若其不幸而疏密、广狭如一，则奈何？苟于情理有可疑者，虽赃证符合，亦未宜遽决。

●雍熙中，邵晔谏议，为蓬州录事参军。知州杨全性率而悍，部民十三人被诬为劫盗，悉置于大辟。晔察其枉，白请再劾，不听。乃取二人弃市，余械送阙下。

翌日，果获正盗。全坐削籍为民。晔赐绯鱼，授光禄寺丞。见晔本传。

●景德中，梁颢内翰知开封府时，开封县尉张易捕盗八人，狱成，坐流。

既决，乃获真盗。御史台劾问得实，官吏皆坐贬责，见当时诏令。

此乃但凭赃证，不察情理，而遽决之者也。盖赃或非真，证或非实，唯以情理察之，然后不致枉滥。可不鉴哉！可不谨哉！

03

补

高防：五代十国时期到北宋时期的官员。北宋时期，他出兵压制吐蕃，迫使其献出渭河以南伏羌土地。这是唐朝中后期以后中原朝廷第一次在陇右收复土地。

周世宗：即柴荣，五代十国时期后周第二位皇帝。

雍熙：北宋太宗赵光义时期使用的年号。

邵晔：北宋官员。他本来可以被征召出仕，但是却非得考进士，终于考中。

大辟：我国古代的五刑之一。最初就是斩首，后来就泛指死刑。这死刑和死刑还是有区别的。

绯鱼：指绯衣和鱼符。所谓绯衣就是红色的衣服，鱼符就是鱼符袋，是一种装饰。官员穿什么衣服和佩戴什么鱼符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景德：北宋真宗赵恒时期使用的年号。大名鼎鼎的景德镇的出处就是这里。

梁颢：北宋状元。这位爷在景德元年权知开封府，六月就得急病去世了。

04

感

从咱们的角度来说，断案还是得看证据。因为证据是死的，对死的证据操作空间相对的小一些。但是这个所谓的“情理”可操作空间就很大了。

这几个故事里面的问题都处在所谓的“证据”并不是真实可信的“证据”。

第一个案子，衣服不是苦主本人的衣服，所以这衣服看上去是证据，其实并不是证据。后面两个直接没说证据什么事了。所以，问题不是出在按证据判案，问题还是处在没有将所谓的“证据”验证真伪。

如果每个怕男人都能像高防一样把证据的真伪都确认一下，那么冤假错案也是会大幅度减少的。

另外，我个人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坚定的“法制”拥趸。就是说，要有法律，但是不能只有法律。但是，还是像上面说的，没有规则的那部分，可操作性实在是太强了。还是按规矩来对大家比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