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当代变革
依赖理性具有无所不能的力量的西方人，曾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找到了对于现实和未来的信心，但是，与感性生命相分离的抽象理性，只能掩盖而不能消除生活世界内部的深刻矛盾与冲突。
当时欧洲社会正处于它的繁荣发展时期，使西方社会看上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健全的社会。然而这种社会的“健全性”的基础，乃是资本追求“价值一般”的无限增长之本性。这种本性所据之“道”，正是抽象的理性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人的感性生命仅仅被用来增长以经济学上的价值尺度来计算的抽象的物质财富，这样，它就不可避免地降格为动物式的存在。劳动成了肉体的苦役。至于物质财富，在资本家一方，是其社会权力的象征和运用，在劳动者一方，则代表了单纯动物式的存活或享受。同感性生活相脱离的理性，一旦作为原则贯彻到人类社会生活中去，便成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歪曲和破坏，从而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了追逐资本这种现代类型的社会统治权的无限欲望。这种形式的“非理性”，本身是抽象理性的产物，因而它是深扎在现代文明根子里的病症。
二战后，西方人不再能这样相信黑格尔哲学了，反对把历史看作由理性的逻辑所担保的通向自由、幸福之路。 一切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邪恶，都无法用理性来救赎，邪恶一旦发生，就不可挽回地成了人类的耻辱和罪孽，它不可被逻辑地还原为必然性的一个环节，然后轻松地把它抹去。历史所发生的一切，不是逻辑底板上的花纹，而是人类在面未来时选择自身生存可能性的选择。每一次决思，都是当下造业，留给后人以必须承当的业报。决断不是出自理性的沉思，而是一种面对虚无而孤注一掷的勇气。决断的实际后果构成了无法用知识论的态度却予以还原的责任。正是对这种责任之根本性质的思考，构成了当代哲学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
成为客观知识之客体的人，不再记得客观知识在人的生存状态中的根源，因为知识成了一种在他们之处的、异己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之下，个人在精神上就成为无根的了，他们不可能拥有如康德“实践理性”所要求的自由、自律，他们内心还具有的理性，其实是外部知识力量的内化，即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当代人就是这样在精神上变得赤身裸体，变得无家可归。
在理性主义的倾向中，人与事物的关系，是知识论上的关系。人与事物打交道，即是去认识事物，而认识事物便意味着用理性所造好的概念去征服事物。人如此看待自己与周围事物的关系，就必定也在这种看法中规定了人自身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一种由理性所赋予的普遍‘性。在这种规定中，被遗忘的恰是人之逻辑前、概念前的“原初在世”，即“生存”。“生存”是指人之为人的生存，假如没有人的感性存在本身所包含的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人与世界的理性关联就会是无根的。正是在这种原初关联上，我们才会深入到人的文化生命的感性层面中。
人对存在的体验其实凝结在人的语言经验中。语言是一个领悟着存在的生存者与另一个生存者之间的基本协调。在这种逻辑前的语言经验中，事物不是概念之对象，而是它之对人来说的存亡攸关的“在场性”。这种在场性，不是单纯个别的、一次性的，而是携带着“世界”作为一个视域向人的展开性。这种世界视域这伴随着事物的在场性而向人的展开，同时就凝结在语言中，从而为语言构成语法上的逻辑规范力确立了源始基础。
我们的存在，始终意味着我们超载自己的生物个别性而站在一个在我们面前展开的世界里。
在逻辑的思想之前，有指根于存在之领悟中的思想。逻辑的思想，是这种在生存根基中的思想的派生物。思想存在，就是感谢存在，亦即怀着感激的心情铭记存在。
人固然可以凭借理性成为客体世界的创造者，但此客体世界是无根，因为人的生存本身在这样的世界中已被连根拔起。人可以创造作为逻辑存在物的存在者，但不可能创造存在本身，因此人才反过来又被自己的创造物所统治，使自己被物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