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尽管昭公之党内部存在先天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但其也并非莽夫，而是寻求了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窗口：
……叔孙昭子如阚，公居于长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杀公之于门，遂入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在此之前，执政叔孙婼始终是公室与“桓族”之间矛盾的主要平衡者，而所谓“平衡”就是要避免其中任何一方占据绝对上风。如果季、孟想要过分压缩国君的生存空间，那么叔孙就会站出来制止。譬如在“费之叛”（昭十二、前530）中，尽管鲁昭公明显就是公子慭、叔仲小和南蒯一党的靠山，但季孙未能据此驱逐国君，甚至无法做到罢免同谋的叔仲小。同理如果国君动手驱逐季氏，那么叔孙婼仍将会进行劝阻。这种骑墙的定位其实就是由叔孙氏既隶属于“桓族”但是又游离于“季、孟集团”之外的立场所决定的。
因此昭公一派心里很清楚，既然叔孙必然成为政变的主要阻力之一，那么必须排除其直接参与的可能性，因此选择其前往阚役巡视的机会动手。如果取得胜利，当叔孙返回时也只能接受现实，与“孝族”、“庄族”、“昭族”分享权力；万一形势不利，叔孙更有可能采取补救措施重新在季氏与公室间达成平衡。
鲁昭公第一次感受到叔孙不在场可能给自己带来的自由其实恰好是在事变爆发一年多前，叔孙婼一行为了处理鲁、邾之间“武城之变”的纠纷而被迫滞留晋国长达一年之久。此期间公室与季、孟间完全失去制衡，矛盾的积累已经非常接近于临界点，受此压力之下昭公甚至一度试图亲自前往晋国争取叔孙返鲁。不过鲁昭公一派的预谋活动其实也在这一阶段更加密集，使得他们意识到在两派关系失衡的压力下其实更多与季孙有矛盾的人才可能在毫无顾忌的情况下站出来与之对抗。
当然昭公选择这一时机发难其实还利用了另外一个变化，那就是孟氏的家主更迭：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孙貜卒……（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而继任孟氏家主和司寇一职的仲孙何忌（懿子）只有不超过十三周岁，并无做出判断和采取反抗措施的充分能力。季、孟集团的另一主要成员大司空叔诣也不过是在前年（昭二十三、前519）才接任家主，且这一年（昭二十五、前517）夏天刚刚参加了晋国主持的“黄父之会”，并开始根据主持人赵鞅（简子）在会议上发布关于转年干涉王室内部争端的计划忙于进行物资和人力的筹备工作。所以整个季、孟集团都刚好处于一个脆弱的窗口期。
所以如果时间继续向后拖延，一旦鲁国为了参与勤王而完成军事动员，季、孟将直接控制大量军队和劳役，事后又将因为王室的嘉奖而积累更多的实利和名望，再找机会动手取胜的机会将更加渺茫。因此尽管臧孙、子家子等旧公族已经给出了偏负面的意见，昭公仍然决心铤而走险，利用这些人对公室的忠诚发动袭击。
季公若作为政变最初的动议者，在这一年春天陪同叔孙聘于宋的时候，甚至向宋国公室披露了这一计划。尽管其本人在事变中的表现并没有被记载下来，但从公徒迅速得以攻入季氏的事实来看，很可能其担任了内应并将季氏疏于防备的情况向昭公一党泄密。
